“红”“喜”“天”。“红”就是北京城到处都是大红灯笼、红旗、红丝纱和红五星，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成为红色的海洋。“喜”在米科沙的镜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喜笑颜开，初到北京的少数民族少女喜上眉梢，有幸参加开国庆典的青年们喜不胜收，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上的女性绽放着青春的靓丽。“天”则是米科沙拍摄照片的表现手法。“中国”在俄语里被称作“天朝、普天下之国”，强调国家伟大、地域广大。米科沙为了让苏联人民了解“普天之下，换了人间”的中国，便在照片的取景上，把大幅画面留给天空，有时候天空甚至占到一半以上的画面，而且照片中的人物完全以天空为背景。从照片看，米科沙肯定是蹲下来仰拍的。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园内有按照中国民族传统风格修建的纪念亭、牌楼等。陵园正中央是雄伟的志愿军铜像，铜像昂首屹立在高大的基座上，基座的四面均有题词。大门的牌楼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陵园四周群山起伏，苍松翠柏环绕，山下溪水潺潺。陵园由下至上分三层景观，每一层均以塑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日，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泽东的儿子、志愿军总部翻译毛岸英不幸牺牲。有人建议运回国内安葬，彭德怀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北，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周恩来批示：“同意彭的意见。”这样，毛岸英烈士也被安葬在朝鲜。 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并没有继续设立总书记的职位。六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只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撤销了此前党章关于设立总书记的规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谓。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和陈独秀曾较长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影响，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们在提到向忠发的职务时，一般仍以总书记相称。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与总书记画等号，认为前者相当于后者；一种则可能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六大不设立总书记职位，向忠发的正式称谓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种情况，想当然地以为中共六大后向忠发担任中央总书记。 就这样，焦守凤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慢慢地就接受了这份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后来，无论干什么工作，她都是勤勤恳恳，最后辛苦劳动了一辈子。艰苦朴素是焦家最鲜明的家风。焦裕禄早年家境虽然不好，但穿衣打扮却没有一点落魄相。无论他何时从外面回来，母亲都会用一把准备好的小笤帚在门外把他身上从上到下扫一遍，出门前也要全身上下再扫一遍。衣服虽然补丁摞补丁，但都洗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当了县委书记后，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保持着。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人选时，有人曾提议：主席由总书记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可见，当时中共党内也是把向忠发称为总书记的。月召开的四大开始的。四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仍然设立了总书记的职位。这次大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其中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四大和五大，陈独秀都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地位和非同一般的影响，自此总书记的称谓便同中共最高领导人画上了等号，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代名词。但是，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 京官，指的是在京城供职的官员，包括翰林院编检、科道和各部院司官共1400多人。那么，清季一个典型的京官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京官既讲求居处、冶游应酬，导致花费巨大，又经常陷入贫困之中，甚至有些京官不得不以典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刘伯承一生指挥了多次战役战斗，屡建奇功。红军长征途中，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晚年，刘伯承身体一直不好，长期在医院住院治疗，但他心忧天下，壮心不已，深得全军上下的尊敬和爱戴。 1951年6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适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原则，采取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指示部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依托阵地轮番作战，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战法，一次歼敌一小部分，积小胜为大胜，以配合停战谈判的斗争。同时集中群众智慧，推广“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重点地区筑成坑道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推广狙击杀敌（冷枪冷炮）运动和小分队夜袭奇袭“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广诱敌离开工事后集中炮火予以杀伤的“引肉上砧”战术等多种创造性战法。在此期间，他指挥志愿军以顽强防守与适时反击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多次局部进攻，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使战线逐渐南移。此外，他还挫败了敌以切断中朝方面运输补给为目的的“绞杀战”和以制造疫区为目的的细菌战。1952年4月因病从朝鲜回国就医，愈后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顾志愿军作战。为了促进停战的早日实现，他于1953年6月返回朝鲜前线，建议举行并组织实施了金城战役，以强大兵力对南朝鲜军坚固阵地进行突击，歼敌5万余人，促使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并造成停战后的有利态势。7月28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身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朝鲜作战期间，他教育部队尊重朝鲜人民的民俗风情，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邓华道：“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干过外交，不知怎样对待，我看还是换个懂外交的同志去吧。”他一下发现陈赓，便高兴起来：“我看还是陈司令员去吧，你是老资格，蒋介石都怕你，老美更没什么说的。你不是参加过停战谈判么，正好！”陈赓笑了：“今非昔比，如今我这身体脑子都不如从前，拄着拐让人家看笑话。”他和甘泗淇交换了眼神，接着对邓华说，“外交虽非你所长，你是打仗的料，可我们都同意彭总的意见。你是咱志愿军第一副司令，一至五次战役你通通参加了，对和谈最有发言权。我那时在太原执行小组谈得好，靠的就是情况熟。”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暴涨，人心不稳。稳定物价是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指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他支持陈云果敢采取统一全国财政管理的办法，用极大的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减缩财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出现了脱离平衡、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同陈云一起进行反冒进斗争，强调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他借鉴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影响民生的教训，指出：“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遗憾的是，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进而开展了三年“大跃进”。结果使农业基础弱化，无法负担那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无法继续均衡生产，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周恩来指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调整的中心是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同时，要“尽一切可能使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趋于均衡的发展”。调整是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建立新的平衡。调整对摆脱危局、走出困境，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全面总结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深入研究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深入研究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程，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入研究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我初识成幼殊是在动乱年代。在“砸印度驻华使馆”的叫嚣声中，我听说中国驻印度首席馆员陈鲁直正在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他的夫人名叫成幼殊。后又听说她是一位台属，是名人成思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姐姐。但真正近距离接触是在年三八节的聚会后。先是被她的中英文对照的《成幼殊短诗选》所吸引，进而又一口气读完了她的诗集《幸存的一粟》。我要说的是，那是一本拿起来就再也不想放下的诗集，是一本浓缩了人生精华的深沉画卷。她真诚、善良和美丽的心灵润泽了她的每首诗，使它们都如金子般闪闪发光。当年以“金沙”为笔名的一首首诗歌都是她真情的流露，真实的感受。正如屠岸先生说的那样：“无论笑声还是泪痕，回顾还是前瞻，梦幻还是现实……由于真，她的诗显现出女性特有的感情触觉。那么热情似火，那么柔情似水，构成了独特的女性诗歌画卷。” 月份先后来到于都县境集结待命后，红军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消息迅速在赣南省所属各县悄悄传开。“主力红军走了，我们地方干部怎么办？”这是当时摆在赣南省全体干部面前的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为了稳定各级干部的情绪，在钟循仁主持下，中共赣南省委于中央主力红军离开于都后，为了牵制国民党军，使中央机关能顺利地转移出去，中共赣南省委当即在省直属机关建立起一个独立营，协同于都、赣县等地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开赴赣粤边与国民党军作战。同时组织全省军民进行坚壁清野，做好迎击国民党军的应变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武装割据，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激烈频繁的作战造成大量军人受伤，同时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患病者也不在少数，中医在给伤病员诊疗中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当时部队中的客观情况。 张宗逊回忆道：“在茅坪医院里，医生少，医院的医生大多是本地的中医，是袁、王部队在地方找来的一些老百姓、土医生。”即使在瑞金，医院里也是中医多，西医少。不可否认中医中药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对挽救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生命有一定作用，但也要看到中医中药也有不足之处，其功固不可没，但其失也不必掩饰。有红军回忆：“刚刚组建的红军医院，设备简陋。医务人员和药品少得可怜……受伤和患病的指战员，只能靠乡间的郎中（中医）来诊断，靠服中草药来治病，使一些本应抢救过来的伤病员没有抢救过来。”张令彬曾记述道：“有的草药是可以把子弹吸出来的，有的也不行，所以伤亡很大。”乡间中医在长期行医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对当地常见的多发病、地方病有一些有效的土办法，但不能完全应付，对部队的伤病治疗更是显得力不从心。红军队伍中除一些常见病外，战争创伤比较多见，如大量出血、颅脑外伤、疼痛休克等需要紧急处理，地方中医日常少见因而也就束手无策，如果遇上庸医、游医后果更为严重。1927年11月，张宗逊在与地主武装的战斗中腿部负伤。攻下茶陵后，部队找来一个游医给他治伤。张宗逊说：“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真本事，还闹了不少笑话。他说什么鸭毛最干净啦，用冰片撒在伤口上就清凉啦，吹嘘他准能治好我的伤口。经他这样一折腾，我的伤口反而越治越坏了。”幸运的是，张宗逊后来在另一个中医的治疗下痊愈。即使是一些常见病，有时中医中药也难以奏效。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留下大批烂脚病员，当时医院多用黄碘加白糖调敷或用其他中草药治疗，但效果均不理想。钱信忠就用盐水配制一种药，疗效很好，治愈了大批中毒的伤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都是偏僻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群众多愚昧迷信，中医较少且诊疗水平较低。红军部队聘请来的郎中也是良莠不一，中药采集、晾晒、炮制、研磨、煎熬等制作过程复杂，耗时较长，不利于军队对药材的紧急需求，也不利于战地急救。当时，中医缺乏整体的清洁卫生观念，诊疗过程也不规范。如1929年8月南洋医科大学毕业的孟姓医生受上级委派到刘家园医院工作，因看不惯土办法医治伤病员，在敌人进攻时逃跑了。孟姓医生逃跑固然是因为革命信仰薄弱与思想认识肤浅，但总体上看，中医在医治军队伤病员方面存在缺陷与不足。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上述材料都能够说明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的正式称谓没有由“主席”改为“总书记”。月被捕叛变，他的正式称谓始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但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习惯上将其称为总书记。这也不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才开始的，而是之前就已经这样称呼他了。
皮定均下令，人不许说话，马不许叫，不生火不煮饭，只吃炒豆。为防止枪走火，我们命令，除了岗哨外，其他人员的枪支全部退出子弹。黑松林里每棵树下都挤满了兵，无线电台关闭，枪支退出子弹，所有的马都堵上了嘴。饲养员把马嘴用绳子缠上……那天，路过向西开进的国军，向我开枪、开炮，乱打的，我们不理他。敌人的搜索队好几次来，对着黑松林，打一阵子枪，火力侦察，有的战士被打伤了也不吭一声……年，笔者曾到吴家店住了一夜，那时的印象是狭窄的桶子街，破烂的土坯墙，贫穷的苦日子。如今变化巨大，吴家店变成了繁华、热闹、现代化的旅游小城镇。 年，身怀六甲的金学曙，又一次含泪把丈夫送上了远行的列车。建国前，广大的东北、内蒙古林区遭到沙俄和日本疯狂的掠夺性采伐，所以当时东北、内蒙的林业生产运输大部分设备是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下来的俄、日设备，五花八门，极不规范，安全隐患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穷二白”的局面，建国后，广大林区急需统一修建规范的森林铁路，以便安全高效地向全国各地输送木材，满足建设需求。作为铁道部专家的施锡祉，就这样被派赴东北，成为设计修建新中国第一条森林铁路的主力队员。 罗荣桓说：“学习理论不注意实践，一定学空。”他让学员、教员和干部走出校门，广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在接触实践中增长感性知识，加深对书本的理解。1958年至1959年间，政治学院的学员、教员、干部多次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军事博物馆、西郊机场等建筑工地的劳动，分期分批参加了湖北孝感、河南商城、北京海淀区等地人民公社的整社活动，还经常参加“三夏”助民等劳动。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随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的提出，宣誓仪式因此也从城市走向农村。虽然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保守秘密取消了举行宣誓仪式的硬性规定，但在革命实践中，各个地方为慎重起见，“只要在情况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基本上都采取宣誓仪式吸收党员。这时期的宣誓仪式是沿着军队和地方两条线路发展的。相较于大革命时期，宣誓仪式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入党前，个人开始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是由大革命时期组织要求填写的表格发展而来的。第二，宣誓时创造性地形成了
